第十四章 (第3/4页)

作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才明白他的任务是多么令人难以相信地困难和复杂。

    就手术本身而言他没有说错。整个过程用了也就30分钟，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切口并不复杂，但要求很精确。尽管如此，在我协助他的过程中我开始明白，弗朗索瓦为什么自己决定退下来，这使我更加尊敬他。

    下一个星期二，我用自己的双手使5位盲人复明。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经历。一位老人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孙辈们。一个妇女看到了她长大成人的儿子，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想想看，弗朗索瓦做手术时，每一个星期都能有这种经历。我无法压下这个想法：他不能再继续从事这一工作，会感到多么难过啊。

    一等他正式把手术完全交给我做，马上就流言四起了。从社会地位上说，我两头搭不着：既不是“卒子之一”又还不是个司令。

    唯一一个和我在一起似乎感到自在的人是吉勒斯。他又成了我的同屋，快乐得像只百灵鸟（这只是个比方）一样。

    眼看我就要成为重要人物了，这时我得到了一盏煤油灯，以便我能在晚上工作，这使得人们羡慕不已。（我毫不怀疑杜格明天上午就会要求也有一盏。）自然，灯光使得吉勒斯也有可能继续他的乌类学方面的研读。

    一天晚上，我正在翻阅一些病历，吉勒斯正埋头于鸟类研究时，我在摇曳的灯光下看着他的脸，突然觉得他好像有点不一样了。渐渐地，我惊奇地意识到，他——不像所有其他在这片荒漠中心漏水的救生艇上的人——比过去快活了。

    “告诉我，是不是仅仅因为不再有那个愚蠢的澳大利亚人纠缠你的缘故？”

    “你在说什么呀，马修？”

    “我不在的时候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呃，”他哼哼哈哈地支吾道“我短期休了一次假，飞到肯尼亚去了。”

    “啊，你在那里有朋友吗？”

    “实际上是有的，曾经和我父母一起工作过的一些人。”

    “他们做什么工作？”

    “我的父母是传教医生，很久以前我还小的时候他们就死了。不过在他们去世前我也大都是和叔叔婶婶一起在法国生活，只有他们体探亲假时我才能见到父母。我无法理解他A］为什么把我丢下。然而，当我终于去拜访他们的朋友时，他们告诉我母亲离开我有多么难过。在所有那些年里，我甚至从来没有想到她会想念我。”

    他放下书，摘下了眼镜。

    “他们是在50年代的茅茅运动①中死去的，从那以后我一直怀恨在心。那是在我来到这里之前。现在我正在做着他们所做过的工作，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献出自己的生命。”

    ①茅茅运动，肯尼亚吉库尤人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主张以暴力推翻英国在肯尼亚的统治。其领袖乔莫·肯雅塔后成为独立肯尼亚的总理。

    “我去参观了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在他们的墓上放了鲜花。”他停了片刻，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平静地说：“实际上，我打算等我在这里期满后到肯尼亚去，继续他们的工作。”

    他向我吐露了内心的秘密，我十分感动。这时，他大起胆子提出了一个问题。

    “马修，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常常在想这件事。”

    “什么问题？”

    “是关于你那小小的钢琴键盘的。”

    这个问题早晚会被提起的。

    “怎么了？”

    “我再也没看见过你弹它了。你是不是为了什么原因放弃了——如果不嫌我冒昧的话！”他胆怯地补充道。

    “不，没关系，”我谎称道“我就是没有时间而已。”

    看得出来，他并不相信。

    “大家说你弹得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我想是的——从前是这样。”

    他意识到我不愿进一步打开心灵之门，但当他上床后翻过身去时，他抑制不住地说了声：“太遗憾了。”

    “太遗憾什么？”我感到有点不自在，问道。

    他转身看着我，没戴眼镜，显出一副近视的样子。

    “我曾经在一个伟大的钢琴家演奏时在同一间屋子里，可是却连一个音符也没有听见。”

    从几个月前弗朗索瓦告诉我让我负责一切以后，我时不时会产生阵阵怀疑，不知没有弗朗索瓦这个活百科全书在旁边，我是否能够胜任。但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几乎有点盼着他离开，我好实施一些我的新想法，特别是我已经考虑了很久的公共卫生项目。

    在正式接手前一周，我特意和每一个医生都谈了一次心。我对他们保证，除非他们自己要求，他们的工作不会有任何变动。（和往常一样，梅特兰是个例外。他要求做白内障手术，我没有同意。）知道队员们很喜欢我被选中做领导，我心里挺高兴。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保证帮助我度过最初的困难日子。他们是一群了不起的人，实地经历更加提高了他们的献身精神。弗朗索瓦当初挑对了。

    乘机离开的那天，头儿不愿意大事张扬，坚持要诊所和往常一样开门看病。只有我和一个司机可以离开，送他去机场。头天晚上，我们不理医生的命令，喝了许多劣质威士忌。他可以把我们第二天因饮酒过度引起的头疼解释成对他离去感到悲伤的表现。

    以后的18个月是建设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弗朗索瓦作为我们在巴黎的代表，证明是大有好处的。他离财源近了。他以熟练的外交手腕设法给我们搞到资助，购置了——早就该安的——门诊室的空调。

    他在我那有着堂皇的名称的公共卫生运动的资金筹集上做出了奇迹。我决意要为这些长期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民留下一点永久的东西，一种基准尺度，不论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决定在我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