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的火锅 (第12/15页)

城后惟知“草鞋布鞋”而分不清“左右左”之后精神恍惚划成“布鞋派”

    因此，那些洋人们返回国内后指不准会有什么后遗症，也许，桑特拉奇每天都要高呼三遍“为了咱山东人荣誉”的口号；彼德洛维奇再也不会像愤怒的狮子般冲进场，他连过斑马线都会小心翼翼；而“狂人”塔瓦雷斯痛定思痛，每天穿着“草鞋布鞋”在巴西海滩上游走不定…

    从“左脚右脚”到“草鞋布鞋”不知是“武装部”的悲哀还是农民兄弟的悲哀。但“存在就是合理”既然我们只能这样才可在田坎上健步如飞，那么就“草鞋布鞋”吧——有些刺耳，习惯便好。

    如果的冠军

    当上海申花在抚顺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垮出个1比6后，这支中国甲A馐最优秀、运营最成功的职业队就不幸退出了’99冠军争夺战。

    于是，在理论中存活于“冠军候先圈”的就是辽宁、泰山、全兴了。让我们借一个水晶球，透视一下三个“如果的冠军”的未来。

    如果辽宁抚顺夺冠：

    这将应验中国甲A“凯泽斯劳滕”的说法，它符合着中国人在金庸武侠作品中“少年侠气”或“一剑镇江湖”的审美情趣——事实上，这帮要么“披头士”要么“板儿寸…光头”进球后还能策划出比迪厅DJ还要疯狂的形体动作的“新新人类”确实给中国足坛的陈腐之气带来了另类“冲出亚洲”的新意。

    天才就是天才，即使生长于张引这样的“老酱缸”里，天才的才华也远远超过了俺黄瓜、泡萝卜。足球，最终是靠才气横溢的年轻人完成的——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说法。

    然后呢？“后辽宁时代”的缔造者们会在“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发觉，时光磨去了他们的锐气，啤酒挥发了他们的激情——缺乏一个真正职业化意义的建制，最终让天才们遍寻方向不成后撞上一面尘封已久的镜子——里面是痛器流的孙贤禄与一脸木然的小王涛。

    精英 精英的胜利不等于职业化的胜利，这是一个悲惨的轮回。

    如果泰山夺冠：

    徐根宝会最先跳将起来，因为无情否决了他关于“鸡蛋理论”的阐释——中国足球上不去，关键在于鸡蛋（球风吹草动）素质不好。

    没有宿茂臻与巴力斯塔的泰山什么都不是，那帮既无才华又无经验的泰山众将一直仅拥有“老实憨厚”的美德，但桑特拉奇就是将这筐平庸的鸡蛋孵出了恐龙——“一头狮子率领着绵羊可以打败一头绵羊率领的狮子”桑特拉奇把这句名言挂在冠军的旗杆上——让徐根宝们呆呆地瞻仰。

    这个结局可能是对中国足球一条最棒的建议——它从根本上地动摇着中国教练们某些理论基础。而桑特拉奇的胜利也补足着辽宁天才们的缺陷，我们在想：如果让桑特拉奇执教辽宁队或中国队呢？

    但中国人往往把胜利庸俗化——下个赛季前出现的一个奇观将是所有的甲A老板都像当年的倒爷一样远征东欧，把“桑特拉八”“桑特拉九”们“倒腾”过来。市场主充斥着无数水货貂皮大衣。

    如果全兴夺冠：

    我得承认，我将亲眼目睹一座流淌着泪水与全兴酒的城市——这个经济欠发达，除了熊猫还没有其它骄傲的城市将在“上帝的馅饼砸下”之后狂欢三日。6年的疾情、“成都保卫战”的苦难及长期高额的上座率一起换来了回报。

    就像当年的那不勒斯，拥有一两个杰出人物，加上前所未有的运气就可以藉之冲顶。

    但那不勒斯后来走了马拉多纳、卡雷卡，那不勒斯后来苦苦与命运挣扎。仅有激情与痴情是不够的，孤独站在高地上的全兴，必须学会在高地上打一口“老井”

    ——三个“如果的冠军”三种不同的命运。’99甲A怎样选择？

    蛤蟆镜、红茶菌以及桑尼效应

    赶时髦，中国人一向“髦”得有趣。

    70年代末“矢村警长”一不小心就把蛤蟆镜“戴”遍神州。满大街都晃着“黑蛤蟆”——而且商标一定不撕，乍看，侯跃文说“就像长了白内障”

    再晚些有个“红茶菌时代”——那种毛茸茸的东西据说可以延年益寿，这导致几乎每个中国老面姓家庭都有玻璃器皿“供奉”着，看起来，怪怪的就像“动物标本”

    呼啦圈、卡拉OK以及绝对超过世界钢铁总产量的“盘圆”、“螺钢”中国人前仆后继地从一“髦”走向另一“髦”

    桑特拉奇的成功，印证了我在《如果的冠军》中的猜测——而且不止来了“桑特拉八”“桑特拉九”照眼下情形，大可直逼“桑特拉二十七”（加上国家队）。这可能是南联盟解体以来最猛烈的“人口外流”

    毫无疑问，桑尼（这是时髦叫法）和他的斯拉夫兄弟们继蛤蟆镜、呼啦圈等之后，势不可挡地成为这个时段中国人最时髦的东西，而且“髦”得舍不得撕商标。

    来自南斯拉夫的——曾经与桑尼或米卢战斗过的——对中国人有深厚友谊的——有20年以上共产党党龄的，现在每月还在缴纳党费的老布尔什维克，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介绍，它似乎就是“胜利”的标志物。

    但是，中国人对某种东西莫名递发出的热衷源于一种幼稚，这使得以怎样的速度一涌而上，就会以怎样的速度全面撤退——有过“蛤蟆镜”的人现在羞于启齿了；喝过“红茶菌”的人更是痛心疾首了…

    我早年的一个邻居，曾经把家里弄得和化学实验室一样，并逢人便吹嘘个“菌”形状如何壮观，那时还没有“基因工程”一说，但他虔诚地认为这将使他和他的家人长年益寿——直到医生发现他儿了肠子里长了菌毛。

    戴了“蛤蟆镜”的人不一定真酷；供了“红茶菌”的人不一定长命百岁。既然满大街的“桑尼”与满世界的“蛤蟆镜”“红茶菌”“髦”的是一种“时”那么蛤蟆镜、红茶菌有过时的时候“桑尼”也有敝履的可能。

    这不知是蛤蟆镜们的悲哀，还是中国人的悲哀——看着尾随着“蛤蟆镜史”“红茶菌史”企图建立“南斯拉夫史”的桑尼们，我就幻觉着中国人对着一只眼镜腿东一只空玻璃瓶发呆。

    辫子剪了

    “剪辫子等于革命”这是阿Q的想法。

    “未庄”于潭死水，能够让阿Q激动的事并不多，而剪辫了是他最心驰神往的一桩。但他至死都没能弄懂“革命党”和“反革命党”圆圈圈尚未画妥当，就被拖出去一刀剁了。

    其实阿Q想的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小尼姑的滑腻脸蛋与吴妈的脚”这是“投机主义革命者”的真实体现。

    支撑这个观点的有力佐证还有，他并未剪辫子，只是将辫了用筷子盘了，以便随时可以放下。

    “老子革命了！”——有一天我惊愕地发现甲A14支队齐刷刷“改了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