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与娱乐 (第2/9页)

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思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

    “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思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sao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

    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乐。

    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

    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

    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