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授 (第26/26页)

方。多么好的一块风水宝地，由于历史原因，终于没有机会成为中国的剑桥，没有成为中国的哈佛，也没有成为位于北京西郊的北大和清华。这里终于没有成为源源不断输出人才的基地，成为培育一代人杰的摇篮，结果有些杀风景，这里成为南京这座古老城市唯一的火葬场。全南京的人都将来这里告别，在这里升天。如果苏教授有灵，在他升天的时候，俯瞰脚下这片大地，不知会作如何感想。

    1997年8月7日

    后记

    对于做学问的人，一向有些畏惧，学问高不可攀、深不可测。依照我的傻想法，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一是纯粹的诗人，反正不知道天高地厚，狂言呓语，看着不顺眼，也拿他没办法。一是真正的大学者，盘盘大才，声蜚学海，听着如雷贯耳，搁哪朝哪代都是人物，不服不行。

    然而有时也会有疑问，当年读巴尔扎克，最初看的是高名凯先生的译本，读着读着，老觉得喘不过气，譬如《地区的才女》中的这些句子：

    从巴黎走意大利大路到桑西尔来的旅客不必再用船在圣提布尔渡过戈斯纳这一段的罗瓦尔河，这两位人物于是就交换了戈斯纳堤岸上给陆士铎胆量去撕破棉布袍的同样的赤红的眼色，她试把自己的眼睛再一次地插进她曾经这样爱慕过的人的眼睛里…

    记得我还是个文学少年，面对如此令人恐惧的怪句子，当时就气鼓鼓地宣布，巴尔扎克的小说没办法看。后来有机会读到了傅雷翻译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突然明白过错并不在巴尔扎克身上，不值得一看的只是高名凯的译本。现在知道高名凯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是北京大学著名的老教授，治语言学的人绕不过他。若论所谓的学问，傅雷怕是得退居二线。语法是高名凯先生的强项之一，在语法上，他的译文想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因此，翻译的句子别扭归别扭，可是不通得来头大，不通得理直气壮，还真不敢说什么。我倒是听过许多人说傅雷的法文有问题，说什么地方译错了，而且言之有据，不容抵赖。鸡蛋里总可以挑出些骨头，好比有经验的编辑看校样，捉虱子一样逮几个错误，并不是什么难事。

    黄侃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大学者之一，在小学方面，他是座高峰，是自钱大昕和章太炎之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不敢说自己对他的学问有多少了解，事实上，让我敬佩的只是他的治学方法和为人。就像知道高名凯的人不会太多一样，现在知道黄侃的人肯定也是少数。这是一个崇尚文体明星的时代，做学问的辉煌已成明日黄花。

    黄侃的治学首先归功于师古，所谓“见人持论不合古义，即眙视不与言”然而他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关键在于不拘泥于古人的泥潭。黄侃曾说过:“世人同是尧舜而非桀纣，治学亦应是其是，非其非。”又说过:“师古而不为所役，趋新而不畔其规。”他在音韵文字训诂方面开创了一条新路，在清朝乾嘉学派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崭新高度。不妨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在上古韵研究方面，黄侃提出了应该增加“谈”和“盍”两部，这是前人从未有过的新见解。由于证据不足，他只是点到为止。事隔很多年，有人以汉藏比较和梵汉对音的方法，证实了这一结论。难怪后人谈起他的贡献，曾有这样的譬喻，说他虽然用的是古老的弓箭，可是却比戴着折光镜片、握着现代步枪射击的人，打得更准。

    不难想象，他若见了高名凯先生的汉译，真不知会如何生气，像他这样耿直的老先生，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可惜最后的结局，却是不能接受巴尔扎克，迁怒新的正在发展中的白话文，反对似是而非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黄侃在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上，一直很顽固。虽然学问方面有着惊人的成就，然而他的保守态度，使他的思想大大地落了伍，落伍就意味着淘汰。本世纪的主旋律是唯恐不新，只怕太旧，风水轮流转，云生从龙，风生从虎，在今天，人们可以把与黄侃观点颇有相似之处的陈寅恪与吴宓，重新找出来讴歌和炒作，但是绝对改变不了这些大师先生的掉队形象。历史已证明新文化势不可挡，谁反对都是找不自在。

    写小说和做学问显然两回事，唯一的相近之处，就在于都想尽可能地接近真理。用步枪和用古老的弓箭，目的都是为了打中靶心。小说家可以遵循的原则有许多，条条大道通罗马，所有的路都通了，反而不知道应该怎么走。画地为牢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今天，差不多什么都能写，只要人的大脑能想到。

    没有了禁区，想闯红灯也不行。禁区是探索的方向，更是成功的捷径。禁区不复存在，靠胆子大而哗众取宠的机会便一去不返。有志于文学的人，总是在奋力或者徒劳地寻找突破，外力的束缚越来越少，如何突破自身的禁锢，就显得至关重要。可以让小说家怨天尤人的推托之词已经不多，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在和读者的较量之中，小说家不再是总占着上风。“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这句很有趣的电影台词，曾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如今正好成为作家面对尴尬处境的最好自嘲。我们可以把过错推到读者那里去，说读者太狡猾，说读者怎么了怎么了，可以用这样那样的借口掩饰自己无能，但是掩饰不了我们在战场上的惨败。

    本书中选的三个中篇，当年都在《大家》上发表过。对于这三篇小说，也没什么题外话好讲。写小说，总是首先和自己过不去，我一向反对纪实小说这个提法，纪实是纪实，小说是小说，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真实等于虚构，虚构就是真实，行文中真与假的运用，用意只是为了更接近靶心。真与假都是小说创作的修辞手段，手段不应该成为目的。

    这三篇小说的人和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它们之间的互文关系。在实际的cao作时，真和假可以成为手中的涂料，成为和读者作战的武器。狡猾的读者是作家的对立面，因为我们的无能，注定胜不了他们，可是写作者也不应该轻易就投降。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读者乐意以我们为对手。在这三篇不成功的小说中，我有意识地调整着真和假的比例，因为使用了不同的配方，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必须坦白地承认，我喜欢的写作，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始方式。到达彼岸的方法有许多种，可以借助现成的桥梁和渡船，而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摸着石头走走看。摸着石头过河，也许在半路就淹死了，也许就过去了。

    2007年3月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