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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授 (第12/26页)
到中文系,发挥所谓余热,目的是让他挂名带研究生。系里有两位中年的副教授,看到这几年比较文学颇时髦,因此想开设比较文学专业,抢占这门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在我们读书的年代,教授还十分稀罕,副教授就算是有学问,不像现在,教授副教授甚至博导,多如牛毛。根据当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副教授不能授予硕士学位,不能授学位便不能吸引学生,因为大多数学生考研究生,与其说是想多学一些东西,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了学位。这两位副教授是明白人,知道要卖出狗rou,必须先挂羊头的重要性,于是想到把早就退休的苏教授请回中文系,挂苏教授的牌子招生。以苏教授在学术界的显赫地位,他的招牌绝对有号召力。事实上,中文系的其他专业,也正在动把苏教授请回来的念头。 苏教授好为人师,在回到中文系之前,前去向他请教的学生,只有马路和我。即使他回了中文系以后,真正登门求教学问的也不多。这两位副教授捷足先登,联袂上门,慷慨陈词,好一番游说,苏教授禁不起诱惑,很冒昧地就答应了。然而结局却是大家都不愉快,因为双方为人处事的原则完全不一样。苏教授这人做事一向顶真,不明白只是让他挂名,和让他实际带研究生,是两回事。首先在录取上就有严重分歧,按照苏教授的观点,考研究生就得有研究生的实际水平,因此录取这一关马虎不得。其次读研究生,仍然应该是以打扎实的基础为主,不能急着写文章,急着发表那种半吊子的论文蒙人。这一年的比较文学专业,招了四名研究生,两名是往届的工农兵大学生,一名“文化大革命”前学理科的,还有一名所谓自学成才,是个作家,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是发表了一些有反响的作品,得过一个省级的文学奖,因此被破格录取。 苏教授在家里替这几位研究生上课,让我和马路跟着旁听。在一开始,这几位研究生和苏教授就有些格格不入,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只是本科生,不应该去蹭他们的课,让本科生和他们一起上课是看轻他们。尽管他们的平均年龄并不比我大多少,甚至比马路还小,但是他们很有些看不起我们的意思。他们嫌苏教授的讲课有些落伍,老是把别人当做了小学生,动不动就讲训诂,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天南海北没有任何重点。他们觉得苏教授太老了,对国外的最新思潮根本就不了解,对流行的现代派无动于衷,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极不尊重。最让他们容忍不了的,是苏教授坚决反对师生间的对话,他总是自顾自地说着,每当他的研究生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便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事实上,苏教授压根就不赞成比较文学成为一门专业,他觉得比较是做一切学问的基础,把比较文学独立出来,有些莫名其妙。他身上有着太多老派的做法,不管学生怎么想,他要求弟子必须“恪守师承和博学多闻”先把老师身上的本事学到家,然后融会贯通,再去研究别的学问。 苏教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谈到做学问的基础,常常把扎实的基础比作旧时代的八股文。苏教授始终认为,八股文并不像后人所说的一无是处,没有一篇好文章。正像《儒林外史》上鲁编修曾说过的那样:“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文章,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反过来“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这观点有些迂腐,然而也不无道理。苏教授谈起自己的学问,言必称师承,情不自禁地就会说到,当年章太炎怎么说的,黄侃又是怎么说的,他提起那些往日的大师们,脸上总是闪烁着一种童真的光芒。他希望我们都能像他一样,把大师的精神发扬光大,在学问上能够更上一步台阶。 几位研究生听苏教授的课,精神总是集中不起来,尤其是那位作家,脸上屡屡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据说他喜欢开夜车写小说,写那种当年一度很流行的伤痕文学,有一次,在听苏教授谈屈原的时候,他竟然闭上眼睛睡着了。苏教授大为光火,喊他到隔壁卧房里去睡,或者是回自己的宿舍。苏教授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憋了半天,悻悻地说:“你既然不是做学问的料子,跑到我这来混什么?”那位作家很不好意思,脸上有些发红,嘴里嗫嚅着,谁也听不清他说什么。苏教授不依不饶,说:“有什么话,你大声一些,我快80岁的人了,耳朵背,听不见。”作家不敢吭声,其他的人也不敢插嘴。课于是上不下去了,苏教授不愿意继续往下说,我们很无趣地坐在那,等了好一会,苏教授说:“我刚刚说到哪了?”没人接他的话茬,苏教授又说:“你们都不在听我说什么,今天就讲到这,下次的课也不要上了。” 2 我是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考取了苏教授的研究生。这时候,苏教授的弟子,不仅多,而且杂。时间已经到了1983年,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社会风气似乎又变了不少。我留校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初出茅庐,还不够资格给学生上课,便当新生的辅导员。和我们当初上大学截然不同,现在的大学生都是应届生,他们是各个中学的尖子,个人履历表上,中学时代几乎是清一色的三好生。他们看上去都还像是毛孩子,一个个聪明绝顶,充满了灵气。和他们相比,我们当年都应该算做是老夫子了。 辅导员的主要责任,是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我的职权范围,也就是管管考勤,发发rou贴。由于我从小没做过什么官,在小学中学,在工厂,上大学,都是基本群众,当辅导员也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官了。我对学生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们想怎么就怎么。我在读大学的四年里,从来就没有和辅导员打过什么交道,既没有麻烦过他,他也没有要求过我们什么,因此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也应该和我们当年一样,自己管理自己。这一年的辅导员生涯,实在没什么可以记录下来的,在前面的半年,我的精力放在准备考研究生上,后面的半年,我知道自己已经可以被录取,辅导员的工作想干也干不长了,系里不得不考虑物色接替我的人选。 我选择的方向是研究六朝文学。对于我来说,研究哪个朝代的文学都行,都差不多,说穿了,也就是一篇万把字的学位论文。我所在的这个学校,并不特别看重研究生的论文。述而不著,是这所学校保留下来的一个优良传统,或者说是我所在的这个系的老习惯。很多学校的研究生,早在读一年级时,就迫不及待地考虑论文怎么写,而在我们系的教授眼里,这是绝对的歪门邪道。按照苏教授的见解,研究生一定要写学位论文,本身就是一种有害无益的形式主义。研究生仍然应该以打基础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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