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毗杨三国志高堂隆传 (第10/11页)

开采谷城的文石，在芳林园建起景阳山，在太极殿北筑起昭阳殿。又铸造黄龙、凤凰等奇伟的野兽，用以装饰金墉殿、陵云台和陵霄阙。大耗人力，民工多达上万人，公卿大臣以至于学生，没有谁不为此出力。明帝也亲自掘土作为表率。但是，辽东不朝贡。悼皇后死，天下大雨不绝，冀州发水，漂没百姓财物。高堂隆上疏劝谏，言辞急切：“天地间最大的品德是生，圣人最大的宝物是位。如何才能守住权位呢？用仁。如何才能聚集天下之人呢？用财。士民是国家的宝物，谷物衣服，又乃士民的命根，没有好的年成谷物不会丰收，没有劳力投入其中，衣物也不可能制造完成。因此帝王常常亲耕，用以劝导农民种庄稼，种桑养蚕，才能织衣服。因此要上告天庭，用来宣布自己的虔诚和措施。伊唐时代，厄运四起，洪水滔天，派鲧去治水，没有成效，于是又推大禹，随山砍树木，前后经历了二十二年。灾异之严重，空前绝后，而百姓劳作之勤苦的年月，也没有比这更长久的了。而尧、舜君臣，和平统治而已。大禹治水，设显九州，官员和平民，功臣和普通官吏都有不同等级，君子小人，各有服饰。而今并没有大禹时那种危急，却动用了各种人力大兴土木，让四边邻国都知道了，名声实在不好。如果载入史册，更不会流芳千古。因此，有国有家的人，近则取之于身边，远则取之于物，温馨养育，所以说‘圣贤君子，乃民之父母’。而今上下劳苦，疾病流行，年成又不好，饥饿备至，连年关都过不去。应当抚恤下民，解救他们的困顿。“我察阅了古书的记载，天人之际，没有不发生感应的。因此古代圣贤，都敬畏上天的神明，遵循阴阳的规律，兢兢业业，惟恐有所违失。然后国家才能兴旺。

    德行与天神相符，发生灾异后，应当有所警惧，赶紧修养德行，这样才能昌延国运。至于末世，那些昏庸的君主，不遵守先王的法则，不采纳良臣的忠告，随心所欲，疏忽劝诫的作用，则很快就会招致亡国。“天道显著，不必细说，再表人道。六情五性，人所共有，嗜欲、廉贞，各居其一。如果这些本性兴动于内，必然相互矛盾。如果欲望很强，而意志薄弱，则情性纵横，禁而不止。精诚不能制服，就会放纵无极。情性的本愿，必然是追求美好，而追求美好，没有人力财力不行，没有谷物绵帛也不能。如果情性过强，则人不堪其驱使，也无法满足其物质方面的要求。劳苦、欲求同时发生，灾祸也随之来临。因此不斩断情欲，就无法供其需求。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来看，礼义的制定，并不是拘泥自己，而是远离灾害而振兴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今吴、蜀两个敌国，决不是势单力薄的小贼。他们占据天险，拥兵众多，各自称帝，想和中国争一高低。如果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禅都讲究道德修养，主张节俭，减削租赋，不沉湎于玩好，尊重长老，遵守礼则。

    陛下听后，难道不会对其警惕，并不希望他们如此吗？因为他们这样做，就很难征伐，这不是国家的忧患吗？如果有人说，孙权、刘禅穷凶极恶，劳民伤财，敛聚民命，百姓吁嗟，日甚一日。陛下听后，难道不会勃然忿起，想要讨逆伐贼，解救百姓吗？再者，难道不会庆幸敌人疲敝而讨伐容易吗？如果是这样，从别的角度来思考，这里的道理实在不难明了。“秦始皇不修养道德的根基，却修筑阿房宫；不忧虑祸起萧墙，却修建万里长城。当时的君臣所以这样做，也都是想创立万世功业，让子子孙孙有天下。谁能想到在一个早晨，匹夫一呼应者如云，天下顿时倾覆。所以我认为，如果前代君王知道他们的所做所为会导致败亡，他们也就不会这样做了。因此亡国之君绝不会料到自己会灭亡，但终究还是灭亡；圣贤的君主总怕亡国，但终究不会亡国。从前的汉文帝可谓贤主，躬行约俭，流惠下民，而贾谊却以危言作比，说是天下即将倾覆，可为痛哭的事有一，可为流泪的事有二，可为长叹息的事有三。更何况天下凋弊，百姓没有任何储备，国家也没有够吃一年的积蓄。强敌在外，边境大军屯积，而国内却大兴土木，州郡不宁。

    如果出现敌人入侵的紧急情况，我担心天下有变，结果不堪设想啊。“再说，将吏的俸禄已逐渐折减，与过去相比，不过五分之一而已。凡已去职者不再供给官粮，不应缴纳的财物也比过去增加一半。这说明现在官府财政收入应比过去多，但还是每每不足，征收牛rou这样的小税，前前后后也进行过多次。反而推之，这些费用，都出自何处呵。俸禄赏赐用的谷物和衣物，是君主用以让官吏和人民尽忠尽节的基本手段，而今连这点手段都废而不用，无异于不让吏民出力效命了。既得到这些吏民，却又失掉他们，人们怎能没有怨言呢！《周礼》说，大府掌管九赋之财，以便分配使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彼此不相矛盾，都能满足其用。满足各自的用费之后，多余的财产便可供君王玩好。如天子用财，必须征询大臣。而今陛下与同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司九列，就是台阁近臣，都是心腹之人，应当无所忌讳。如果看见财物的增减而不敢陈述，从命奔走，惟恐不及，这只是具体理事之臣，不是耿直之臣。从前李斯教导秦二世说：‘作为皇帝而不敢放肆，天下就好像是监狱一样。’二世遵循此言，结果亡国。李斯也遭灭族之灾。

    因此司马迁认为李斯不能正直劝谏，所以告诫后世。”明帝审阅奏书后，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了高堂隆的奏书，使我感到畏惧不已。”高堂隆得病很重，口述奏书说：“曾子有病，孟敬子去看望他。曾子说：‘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下患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恐怕不久人世。我最担心的是自己的一腔忠言没有完全倾吐出来。臣下的赤诚，自然不敢与曾子相比，但还是希望陛下稍稍听我几句善言。如果能纠正过去的误谬，振作精神考虑未来的事业，让天人感应，四方百姓知道企慕道义，则麟、凤、龟、龙等四灵就会来献珍宝，玉衡就会显示吉祥。那样的话，就可以超越三王五帝，何止是谨守家业而已。“我常常痛感世间的君主，他们常想效法尧、舜、汤、武的治绩，却在行动上重蹈桀、纣、幽、厉的覆辙，他们无不嘲笑末世昏君，却在行动上不遵循虞、夏、殷、周的正则。可悲啊！如此所作所为，要想取得好的政绩，就好像上树捕鱼，烧水制冰，事与愿违。考察一下三代所以拥有天下的道理，无非是圣贤相承，统治数百年，致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万国安宁，九州大同。鹿台的金银和巨桥的粮食，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