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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会否定整个现象学的最初运动。就［现象学运动的］主观意图看，更重要的无疑是一种绝对原本的描述，在这种描述中，先天在一种经验的原初自明性中被把握。在某种意义上，胡塞尔总是表现为经验主义者。因此没必要系统地、从胡塞尔总是拒绝的康德的角度，把每一个被描述的经验（ｅxp-；riｅnｃｅ）都划分为先天的、形式的、非时间的因素和经验（ｅｍpiriquｅ）的（在康德的意义上）因素；前者与纯粹的认识论相关，后者与历史学和心理学相关。如此这般的两种视角都只是经验的（在胡塞尔的意义上），就是说“世间的”(ｍondａins)。胡塞尔在这里坚持：“关于历史的阐明与认识论的阐明之间…认识论的起源与发生学的起源之间的根本区分的流行教条，只要人们不对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历史的阐明与发生的概念作出限制，就是根本颠倒的。”25

    但是，再一次求助于对先天本质的具体直观，又会使我们遇到两个问题。首先且最重要的问题属于先验范畴。本质直观对一个先验自我而言才是可能的，而后者又通过发生（gｅn-；sｅ）而产生自身。因此，这种直观只有在被构造的主体的层次上才是先天可能的。所以它就不是原初的，这样我们又被重新引回到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困难，对此，我们这里不再讨论。其次，另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人们知道它无法就其自身而能被绝对地解决）是在《几何学起源》的层次上提出来的：如果观念对象性的可能性同时是先天的又是经验的，如果它是在一种原初自明性的时间性中被给予的，那么为什么这些观念只在某种客观时刻才在其严格的精确性中显现？这种严格性或精确性为什么以及如何从不精确性中产生出来？人们一再思考，何种经验能够把持续的时间性与对绝对先天的生产或直观协调起来。然而胡塞尔的描述一再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严格的“可测量性”诞生于由空间－时间性的事物组成的世界。它在人类活动中的起源纯粹是技术性的；26是“抛光”技术给予我们关于表面的纯粹观念；是从这些“或多或少纯粹的”线和点出发才出现了几何学的线和点。同样“比较”这种经验的、技术的和心理的行为导致了同一性的诞生。所有这些令人奇怪的分析细节，27都描述了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发生。就此而言，这种发生是不可理解的，并把我们带回到心理主义与逻辑主义之间的那种早已被超越了的争论的水平：即或者经验的cao作为观念意义奠基，后者因此缺乏客观性和严格性；或者观念的客观性是先天可能的，人们不再从它们的历史生成中理解其意义或必然性。

    由于没有从一种存在论的和非现象学（它最终变成形式的）的先天出发，由于没有把存在与时间综合地和辩证地统一起来（这本来能使他理解先天的发生和发生的先天），胡塞尔被迫把经验主义与形而上学…这两个现象学的幽灵…混合地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由于未能把握技术性发生的先天的具体意义，胡塞尔打算求助于一种隐藏于历史中的理性，28它将把发生的全部重新激活都揭示出来。但是，人们于整个发生性起源中重新发现的、在其纯粹性中的这种理性，并没有生产出自身。从这种观点（从胡塞尔自己的角度出发，人们应该将之视作形而上学的和形式的观点）看来，发生只是隐藏着历史原初意义的事实沉积物的成层化（strａtifiｃａtion）。然而，历史并不只是对原初自明性的重新覆盖。这种重新覆盖的运动如何同时又是揭示的运动？胡塞尔求助于作为“理性的动物”29而自我理解、自我认识着的人的永恒本性。

    因此，在这个历史－意向的分析之吃的终点，我们未能为这样一种意向分析奠定基础：这种意向分析自身就能使关于历史的纯粹哲学得以可能。同样，当我们看到胡塞尔在求助于隐藏于历史中的理性之后，将其历史哲学方案与哲学史方案混淆在一起，也就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奇。这种哲学史方案重新描绘了哲学观念的历程，而这种哲学的发生性起源还没有被认识，而且将永不被认识。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是这种事业的不足；我们下面将不再谈这些不足，而只专注这种哲学史的内在困难。

    1、问题的现场

    没有真理。这差不多是后现代主义的唯一共识。这共识的经典表述则是，怎么都行。从怀疑，到相对，到虚无，逻辑上顺理成章。反过来，从独断，到绝对，到决定论，结果依旧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最偷懒的思想，因为事情弄到这个份上，就什么事情都用不着干了，就这样了，一切结束了，玩完了。只有我们的共识是“怎样才行”的时候，哲学以及人类，才有继续下去的可能。可惜，哲学式的经验一直是，用怀疑来驳斥独断，又以独断来抵制怀疑。问题在于，怀疑驳不倒独断，独断也抵挡不了怀疑。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问：哲学究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问题上，老是纠缠独断和怀疑的两端？我们能不能到“问题的现场”去看看？这是个关键。很明显，哲学并不在随便什么地方都独断或者怀疑…这样的独断或者怀疑肯定得不到哲学的关照。哲学最大的特点是讲理。什么都怀疑或者什么都独断，那就是什么都不讲理，所以算不上哲学。但是，哲学并不在什么地方都讲理。因为一个逻辑上的根本困难在于，理由需要进一步的理由，进一步的理由继续需要更进一步的理由，依次类推，以至无穷。我们总要在某个地方不再给出逻辑理由，也给不出理由。所以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只能给出那么几个层次的理由，理由很快就被我们用完了，于是就碰到了那个“坚硬的石头”这时候我们就只能说“事情就这样了，再没有别的理由了”康德也是谨慎的，于是说自在之物不可知。这个自在之物差不多就是康德式的“坚硬的石头”；说“不可知”大概的意思也是说，我们不可能在那个“坚硬的石头”（自在之物）上再给出理由。于是，康德早就想说，对于不可想的，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则公开表态，对于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

    但是，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象康德、维特根斯坦那么诚实谨慎。哲学家喜欢喋喋不休，所以很不愿意沉默，哪怕前面是块“坚硬的石头”并没有办法给出进一步的理由。这样，问题出现了。在理性的尽头，哲学家要么会给出一个或者几个所谓“自明”的公理…这是独断论；要么因此而怀疑一切理由，声称一切都是虚妄…这是怀疑论。于是，我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