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八章绥靖政策 (第3/3页)

为深刻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在法国沦陷后的第二天，或者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在签订慕尼黑协定后的第二天，处于希特勒的地位的乃是历史上某一位创建帝国的英主，那么，我们就可以估量出希特勒之破坏他的前辈和他本人亲手的建树，达到了何等程度。如果希特勒手里那副牌，不是在他手里，而是在奥古斯都，刘邦或是居鲁士的手里，靠了那副牌，这等雄材大略的人物还有什么大事业干不出来呢？他无疑会以希特勒的欧洲建成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在开国者去世以后，帝国还将延续达四百年之久。拿破仑同希特勒很相似，他也缺乏奥古斯都的稳健，虽则就所拥有的凯撒般的高度权力而言，他同希特勒当然相去甚远。但是哪怕是拿破仑，他手中如果持有希特勒在1938年10月和1940年6月所有的那副牌，那么，他或许也可能使他的帝国避开莫斯科和滑铁卢这些礁石而破狼前进。因为拿破仑和希特勒不同，他知道在他的非法兰西臣民面前表现得不仅是一个征服者和剥削者，而且是一个带来宝贵的行政管理与文化礼物的使者，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个解放者——拿破仑之所以能从他征服的土地上有所收获，正是凭了这一点。拿破仑的那些枪骑兵为他战斗到最后一息，德国犹太人海涅在其《伟人之歌》中又把拿破仑奉若神明。希特勒同样也有力量能赢得不是波兰人而是乌克兰人的效忠，并能受到不是犹太人而是俄国基督教徒和资产阶级的歌颂，因为他本来可以大发慈悲，耙平一个**地狱，把这些人从墓xue中救出来，使他们重见天日。但是，这种胸襟开阔的拿破仑式业绩，却完全不是希特勒的道德和智力所能企及的。

    尽管希特勒和拿破仑都不是他们成为**者的那个国家的土生土长的儿子，他们在对待被征服民族的政策中，却都反映出了他们所归化的那个国家的传统态度。拿破仑接受了一种非科西嘉的十八世纪和十七世纪法国传统，他既是征服者，又是文化传播者，希特勒接受了一种非奥地利的普鲁士传统，他感觉取得权力而不尝点鲜血的滋味就没有乐趣。骑在外国民族的头上而不敲打他们的脑袋，让他们痛感悔恨，希特勒是不会感到心满意足的，他宁可失去一切赢得他们友情和取得他们合作的机会，而不愿放弃这种虎狼一般的乐趣。拿破仑为了设法赢得意大利臣民的忠诚，给自己戴上了伦巴底的铁铸王冠，希特勒是决不会屈尊仿效拿破仑这种手法的。从理论上说，在希特勒的欧洲，意大利人并不是被征服的乡下佬，而是罗马-柏林轴心中同德国人平起平坐的伙伴。然而，关于怎样同这些名义上的盟友打交道，希特勒唯一的想法就是：运用德国占压倒优势的实力和效率，把意大利人降低到实际上是德国臣民的地位。而意大利人对德国统治的怨恨与惶恐却发挥了作用，随着英美攻入意大利，两者一起在1943年促进了一半成功的意大利反法西斯**和脱离轴心国的行动。何况希特勒还沉缅于他那种普鲁士式的乐趣，盛气凌人地维护他对卫星国和被征服民族的统治。希特勒一度对之稍示体恤和宽容的唯一被征服的国家，乃是维希法国，此中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希特勒自己对法兰西海外帝国鞭长莫及，所以想借此诱使维希政府在海外各地的代表不要倒向战斗的法国人和他们的英语盟友。而一旦盟军在法属西北非登陆，希特勒便立即予以报复，对维希法国实行军事占领。

    希特勒的理想(以他那种固执的幻想为根据，认为这场战争是短暂的、易于取胜的)是：“只有日耳曼人才可以携带武器”这种日耳曼“主宰民族”的理想，加上他为了蛊惑人心，不肯充分动员德国人力，或者不如说根本不肯动员德国妇女的人力(出于对这场战争的同一个根本错误的估计)，使他在极其需要军队的时刻，作战兵力却陷于枯竭。在战争末期，希特勒确曾同意采用某些办法来大规模地弥补德军人力的不足：强迫属于非大俄罗斯民族的苏联战俘入伍，并接受被征服国家的“合作分子”来服兵役(这些“合作分子”心里明白，如果纳粹分子人头落地，他们自己也会人头落地的)。然而，希特勒始终不曾劝说——也始终不想劝说——他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名义上的盟友或是被解放的民族，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民族利益同日耳曼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没有一个乌克兰人象拿破仑的忠实的波兰走狗波尼亚托夫斯基那样，公开站出来真诚地向自己的同胞鼓吹，说他们为保存希特勒的欧洲而战斗，就是为他们自己民族的事业而战斗，罗森贝格力图使乌克兰人接受这种想法，却遭到希特勒的破坏，希特勒打定主意要把他的欧洲的一切非日耳曼人当作畜牲看待，认为他们活着只是为了供日耳曼人驱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