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四章时穷英雄现 (第2/3页)

一点。按照那种不合理的计算年龄时把不足一整岁的部分略去不算的方法，在1940年5月10日时，丘吉尔已经是六十五岁了，在这以前，他的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十四年中，他在政界有一个光辉的开端，被目为一位前程无可限量的青年政治家。可是，在1914年的安特卫普远征和1915年的达达尼尔远征中，丘吉尔本人负有一份责任，有损他的令誉；而且，由于这两次军事冒险的失败已成为他的盛名之累，失去的声望更难恢复。许多英国人从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得出了这样的教训：此公大胆冒险有余而沉着判断不足，他的才华反而足以败事。虽然在随后的十五年中，他仍然在政界身居高位，不失为一个风云人物，可是就在他东山再起之前一个月，也许还有人认为他已经“赶不上班车”了。

    丘吉尔的政治生涩的第二章，正是德国魏玛政权统治的时期，这是他真正最不得意的日子。接下去的第三章，从希特勒开始掌权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在外表上的不得意，是重整旗鼓的必要的前奏曲，引出了较有起色的第四章和胜利的第五章。在1933年到1939年的七年中，丘吉尔鼓起勇气，激励自己，尽管无人理睬，仍然令人生厌地独自坚持着向那些英国人大声疾呼下去，而这些人则已下定决心充耳不闻，不过，他也开始重新赢得了少数英国人的尊敬和重视，这些人数目虽少，但是却在逐步增加。在这个“绥靖”时期，由于英国人不愿意看到自己也许不得不经受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的前景，故而把丘吉尔揭露的情况不当一回事，尽管丘吉尔有文件为证，确凿有据地连续不断揭露了德国在逐渐重整军备，德国在军备竞赛中逐步占得了英法联合力量的上风，以及希特勒蓄意要使德国发动另一次大战。英国人对这些骇人的统计数字、事实和预测都一笔抹煞，认为这些都是想入非非的不适当的夸张，毫无中年政治家应有的明智，而无非是男儿家以战争为乐事的情绪。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二十五年中，丘吉尔同大部分英国人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不融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人对丘吉尔的看法开始转变了。同样是这些人，在这个时刻，他们一方面称赞张伯伦，说他终于正视了严酷的事实，另一方面也称赞了丘吉尔，说他在过去七年中，一直勇敢地坚持揭露这些事实，并且呼吁对此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多亏鲍德温和张伯伦在过去这几年一直不让丘吉尔执政，丘吉尔这时反而在张伯伦战时政府的最高级官员中成为一个显然可以不必对唐宁街因未做该做的事而犯下的一系列过错负责的人，由于这些过错，英国陷入了当前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处境。这时英国既然已经无可奈何地勉强同意又一次同德国交战，丘吉尔的主战热情就开始成为一种美德，而不是一件坏事了。这次战争一开始，英国人就欢迎他重新担任内阁海军大臣；在“假战争”时期，在所有大臣的演说中，只有他的广播演说能吸引听众，使他们精神振作起来。然而，丘吉尔与英国人民的关系在1939年9月3日到1940年5月10日一段时期内的这种变化，虽说是明显的，但是还没有预兆能说明，英国人与他们的领袖之间的关系将会融洽无间，事实上，这种水**融的关系从那时起一直维持到战争末了，用丘吉尔自己的话来说，它使“这段时期”确实成为“他们的最美好的时刻”这种看法和目的上的协调一致，表面上看来是突如其来的，因此初想起来又是令人惊奇的——它对世界历史的演变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使丘吉尔的主张得以实现。但是，人们除非研究过1939年3月15日以来英国人的看法的潜在变化，以及直到那时为止的丘吉尔的全部经历，否则他们就难以理解这种看法和目的上的协调一致。

    上文已经指出过，英国在生死存亡之际，通过一位伟人之口，说出了举国决心奋战的意志，而在这之前，英国全国人民在1940年5月10日到6月25日之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心，早已在有些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形成，否则就很难解释，何以这些豪言壮语会得到听众由衷的完全赞同。丘吉尔就职后，在下院发表的第一次演说中，说出了英国人民的心里话，他于5月13日(荷兰和比利时正在受到德军蹂躏的一天)说：“除了流泪、流汗、流血和苦干，我没有别的可以贡献。”5月28日(盟军开始从敦刻尔克撤退的前一天)，他在下院讲话时又表达了英国人民的看法，他说：“我们已经宣誓过要保卫这个世界，在这次战争中，随便发生什么事情，都决不能使我们放弃自己的这个职责”同一天，他在内阁中又说：“当然，不管敦刻尔克将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将继续打下去。”6月4日(德军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