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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第5/5页)
“桨叶切口开裂和叶片裂纹。” 罗杰斯说:“是扇叶上的疲劳裂纹?” “完全正确,”凯西说“肯尼叫他们把发动机退回去,但太阳星重修了一下,把它们都装到了飞机上。发动机爆炸时,肯尼气坏了。所以,你也许从肯尼那里能弄到个人名。不过我们不能充当你的消息来源,杰克。我们得和这些人做生意。” “我懂,”罗杰斯说“谢谢。可是我的编辑想知道今天在车间里发生的事故。所以,告诉我,你是不是相信有关和中国的那笔买卖的抵偿条款的确是无稽之谈?” “又兜回来啦?” “是的。” “这事你不该问我,”她说“你应该去和埃格顿谈。” “我挂过电话,但他的办公室说他出差在外。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北京?” “无可奉告。” “马德怎么样?” “什么他怎么样?” 罗杰斯耸耸肩膀。“所有的人都晓得马德和埃格顿之间斗得你死我活。马德原来指望被任命为总裁,可是董事会否决了他。但是董事会和埃格顿只签了一年的聘用合同——所以他只有12个月时间好干。而且我听说马德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挖埃格顿的墙脚。” “我不知道这里头的事。”她说。凯西当然听说过诸如此类的流言蜚语。马德对任命埃格顿为总裁自然是大为失望,恨得要命。至于马德以什么手段对付这个,那完全是另一回事。马德的太太控制了公司11%的股权。加上马德的关系,他也许能再添上个5%。但16%的股权并不足以使他处在发号施令的地位,尤其因为埃格顿得到了董事会强有力的支持。 于是厂子里大多数人认为马德别无选择,只能跟着埃格顿的指挥棒转——至少在目前是这样。马德也许心里不是滋味,但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公司现在流动资金很成问题。他们现在造的飞机中有的就还没有买主。然而他们需要数十亿的美元,如果他们希望开发新一代飞机,以便能在未来的业务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话。 所以,形势是明摆着的。公司必须把飞机卖出去。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也包括马德。 罗杰斯说:“你没听人讲过马德暗地里头拆埃格顿的台?” “无可奉告,”凯西说“不供发表:这种搞法没有丝毫道理。公司所有的人都需要这笔买卖,杰克。包括马德。目前,马德正狠命逼着我们解决545的问题,只有这样,那笔生意才可能做得成。” “你认为公司的形象会因为两名最高官员的互相敌视争斗而受到损害吗?” “我说不上来。” “行,”他最后说,一边合起他的拍纸本“如果你们在545上有突破了,打个电话给我,行吗?” “一定,杰克。” “谢谢,凯西。” 和他分手之后,凯西才知道她已经被这个采访弄得疲惫不堪。这年头和一名记者交谈就像是一场激烈的棋赛:你得预先就设想好几步棋;你得想象到一名记者各式各样歪曲你原意的花招。气氛往往是毫不留情、充满敌意的。 以前并不是这样的。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记者需要的是消息,他们的提问直接指向事情的本质。他们需要的是某个事件准确的情形;为了得到这个,他们就只好试着用你的方法去看待事物,努力理解你为什么那样考虑。他们也许最终不会和你保持一致,但他们能在拒绝你的意见之前先准确表述你的观点,这是他们引以为豪的。采访的过程不是那么个人情绪化的,因为核心是他们力图了解的那个事件。 但是现在的记者来采访时,头脑里已带来了先入为主的导语。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证明自己已知的事物。他们更想要的是罪恶的证据,而不是消息。以这种方法,他们对你的观点公然表示怀疑,因为他们认定你是在避重就轻。他们从一种普遍有罪的假定出发,形成一种无言的敌对与怀疑气氛。这种新方式是非常个人情绪化的:他们要脚下使个绊子把你勾倒,或者趁你出个小错或说句傻话时一把逮住你。有时甚至把一两个词从上下文中割裂出来,让你露怯犯傻或是晕头转向。 由于问题的核心是个人情绪化的,所以记者们没完没了问的都是个人的揣测。你认为某个事件是不是破坏性的?你认为公司会不会因而受损?这类揣测对老一代记者而言是不时兴的,他们全神贯注于事物的本质。当今的新闻界则是极端主观的——“诠释性的”——于是揣测就成了它的命根子。她发觉这种方式真叫人防不胜防、精疲力竭。 而杰克·罗杰斯呢,她心里想,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报纸记者都还算好,而电视记者你就得好好当心,他们才是真正的危险人物呢。 5号飞机库外上午10时15分 她一边穿过厂区,一边从包里掏出手机给马德去电话。他的助手爱琳说他正在参加一个会议。 “我刚离开杰克·罗杰斯,”凯西说“我想他正在计划写一篇报道,报道内容是说我们正把机翼装备运往中国,而且在管理层中出现了勾心斗角的麻烦。” “啊,”爱琳说“这很不好。” “埃格顿最好见他一次谈谈,设法让他停下来。” “埃格顿不和新闻界打交道,”爱琳说“约翰6点回来,你想那时候和他谈吗?” “我想最好是。” “我给你登记下来。”爱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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