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六十七章无间道 (第3/4页)

年时就不承认这种师生关系，只是说咱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以平辈论交。就算是师生关系又怎的。看一看韩亿八子，吕夷简四子，范仲淹三子，还有。文家的人。大名府三槐王家的人。应天府虞城王家的人，曾家，章家，等等。宋朝有避嫌制度。仅两条，至亲的人，这个至亲非是五服，而是三服。同在中书为东府宰相，才需要避讳，毕竟国家最重要官职就是中书宰执。第二个有人在中书为相，又有人在台谏，也需要避讳。这个避讳更严重，这才有范纯仁担任是监察司使，而非真正言臣的由来。

    其他的，或者象郑朗这种暧昧的师生关系，还需要避讳，那么文家吕家的人也不想活了。

    范镇得罪的可不仅是郑朗。而是一个个顶级士大夫家族。

    再说，这师生四人有没有拧成一条心。想专权，相反，若不是郑朗居中调节，司马光与王安石早就捋膊上阵开战了。还有，能牵连到曾公亮与富弼吗？

    还有，最致命的一条，范镇想做什么？国家欠负巨大，西夏屡屡入侵，无论经济或者军事，皆离不开郑朗。将郑朗弄下去，不用说，国家大厦本已在倾斜，那么有可能自此以后，整个房屋会倒下去。以前自己也有弹劾，可仅是针对事，非是针对人。

    看来老范今天是犯糊涂了。

    郑朗走到范镇面前道：“景仁，我在杭州时，你看到的大约是我喜欢多事。皇祐为相时，我十分安静，可你又不在庙堂上。这次我为相，你在庙堂，又看到了我多事。不错，我此次改革是带来了许多争议sāo动。皇祐那次主政，我十分安静，然仅有理财之功，国家的弊端却在增加，仅是因为财政良好，被掩饰下去。就是河工这样的利民之举，还引起sāo动呢，况且执政。清静无为，天下大治，你好我好他好，谁不想？然而有几份可能。今人看唐朝，动辄称前房杜，后姚唐，姚唐虽好，与我在皇祐一样，仅是修补，兼并严重，府兵制破坏，均田制破坏，这三项重大时弊一样也没有解决。若是解决一样，何来节度使专权，又何来安史之乱。虽在杭州我引起种种争议，今天杭州是什么样子？君不想国家未来几年后，变成一个放大的杭州乎？庆历之争，成为国家伤痛，君还想再走这个回头路？”

    然后叹息一声，走了出去。

    此次朝会之争，由西北变成了郑文二人之争。

    很伤很痛，文彦博苦逼了，再也无法呆下去，上书请求外放，赵顼准许，范镇胃口太好，不但想吃下郑朗四人，还包括曾富，赵顼误以为乃是文彦博的主意，十分不悦，又将他发配到洛阳养老去了。范镇直接致仕，唐坰发配到南方。

    郑朗这一边同样很伤，范镇提了出来，多少有些忌讳的，曾公亮、富弼、吕公著、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样上书请求外放。

    这是不可能的，曾富二人看似不重要，实际很重要，一是大旗，二是挡风，三是资历深，能起到很好的稳定作用。王安石更是改革的重要大臣，司马光则能起到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纽带，使朝争不会恶化，吕公著性格安静，可他是吕家子弟，有他在，就能起到与豪门的妥协作用。并且六人皆有才干。

    实际还有一个问题。若是师生避讳，且不说后果，就说人才，一批老臣先是凋落，能担任宰相的人，不会超过二十人，郑朗师生五人，包括范纯仁在内，皆可以说是位于其中。无论怎么避，也绕不过去。

    是好事，也是坏事。

    赵顼不准，曾公亮再三请辞，这几年确实让他感到很累了，争吵几乎没完没了，从治平时就开始吵，这一吵就是七八年之久，而且他担任宰相，也有近十年时间，按照规矩，也到了下的时候。

    不但连写了几道辞呈，还央求郑朗，俺老啦，七十多岁了，让俺息一息吧。郑朗无奈，让曾公亮判应天府。又让吕公著判永兴军。主要这个枢密使不揭开没事，一揭开是有些忌讳。

    三相下，陈升之即便夺情，也未满百日之期，赵顼于是再做人事调动。让王珪任参知政事。

    随着又有人事调动，以富弼为昭文馆大学士，担任平章事，反正郑朗死活不担任首相，得让前面有一人顶着。吴充为枢密使。又诏蔡挺返京，担任枢密副使。

    东府变成富弼、郑朗、王安石、王珪。西府变成吴充、司马光、吴京、蔡挺。

    对郑朗很有利。没有文彦博的号召力。反对派的人心群龙无首，也就散了。再说王珪性格软，吴充经赵顼开导后，虽心里面仍有一些不悦。但渐渐与郑朗不恶了。蔡挺更不用说，那是郑朗的铁杆支持者之一。

    但未必是好事。

    郑朗又提议，让吕大防为枢密副使，此乃一个良吏。正直敢言，军事民政上皆有作为，但对改革派略有微词。总之，郑朗拼命地让朝堂不能变成一言堂，那怕自己困难一点。

    其实到了这时候，再加上郑朗那句“异论直搅，即各自不得为非”传了出去，更多的人对郑朗产生敬重。当然，举报制仍然带来巨大的反对声音。不过随后收了起来。

    郑朗与八十几名商人经过三天艰苦的谈判，各自退让一步。

    第一天。郑朗说朝廷退让一步，降低举报罚没数额。

    普通货物由原来的二三四倍罚款。变成一倍、一倍半、两倍罚没。但奢侈品体积小，易于变成“水货”罚没制仍然森严。

    诸位商人不满意，即便罚没一倍，一倍半，他们的生意那一次数量不是几千缗，最大的能达到上万缗，那一次罚没，损失都很巨大。

    第二天郑朗又提出一个方案，住税由百分之三减至百分之二，往税最多上限为三路。也就是商税从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八之间。前者是真正的减税，后者为了偏远商人的利益，比如从成都府路至京师，从水路走运输成本很低，然而要经过六七路管辖区，仅是往税就达到百分之十几。

    其次是照顾豪强，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以前豪强哪里征什么税，连两税都不会上交，现在连商税也征收，心中不服在所难免。因此郑朗做了妥协，单次货物达到五千缗者，商税减半。也就是中小商人交一千缗钱的税务，他们这些大户人家因为货物多，仅交五百缗。朝廷也有了台阶下，不是说对豪强妥协，而是说鼓励货物流通，大批货物流通，不但能给国家带来税收，还利于各地物价稳定。

    这些货物的减税包括奢侈品。但不包括两样商品，一个是茶叶，一个是矾，本来专营改成商税后，两相收入仅是勉强持平，若再让税务，那么茶矾通商法有可能失败。

    此乃郑朗底线。

    至于举报制，郑朗死活不妥协，能降低税务，再于税务上进一步照顾，但休想停止举报制，不然无论怎么降，各地商贾避税情况仍然发生，这也是郑朗底线之一，不可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