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到武汉保陈再道 (第5/9页)

   “刘格平和张日清还在闹。”

    “要给六十九军及陈永贵等打个招呼，他要闹就让他闹，我毫无办法的，让红卫兵去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要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毛泽东讲的“他”是指刘格平。话虽是对杨成武讲，却也注意到了林彪有些冷落之态，便转而望住林彪：“像军队林彪同志也无办法，像XX，XX。现在打死几个人没什么了不起，”毛泽东朝林彪点头“你说的，这次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

    林彪陪着笑，陪着点头，旋即朝杨成武瞟去一眼。因为毛泽东又把目光转向那边去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调动哪怕一个连的部队也要经他同意。特别是华北地区一些部队的部署，都是毛泽东与他商量办的。比如山西的六十九军，河北的三十八军…

    天下人乱，陕西造反派闹得厉害，无法维持社会秩序。毛泽东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抽空同杨成武商量，从山西调二十一军人陕维护社会秩序；山西大同的空缺，调河北保定的六十九军去填充。杨成武建议：保定没部队不行，地处京城旁边。东北形势相对山西、陕西要好些，驻通化的三十八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机动部队，从朝鲜战场归国后，一直在通化待命，随时可以人朝。根据现在形势，可以调三十八军入关，到保定接替六十九军。杨成武建议时，周恩来、林彪也在场。毛泽东征求他俩意见，周恩来和林彪都表示同意。于是毛泽东下令，调三十八军人关，驻防保定。

    事后，林彪心里莫名地生出一丝不快。他主持军委工作，但这件事说明调动和指挥部队的实权是在毛泽东、杨成武手中，他并不能指挥一切。

    他不满意杨成武在建议前未向自己先请示。

    他希望人民解放军成为“毛主席亲自领导，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军队。

    他心情郁郁，若有所失地静观毛泽东同杨成武继续谈话：

    “你们都是中将，不只看军龄，还要看政治水平。”毛泽东称杨成武等人为中将，其实他们是三星上将。因为“全军上下一片红”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取消了军衔，而在毛泽东眼中，三星上将都是些“娃娃”他记不住那么多上、中、少将，也曾称过杨成武少将。他似乎又在说另一位秀才：“吵两次也可以，你这个老爷吵不得，但没有张日清也不行。要罢刘、刘、陈的官，不要中央罢，要红卫兵罢去，再闹几个月不要紧。”

    看来，毛泽东是决心“自下而上”地搞这场运动，用红卫兵去解决问题。不过，他明白红卫兵只是前台闹闹，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靠军事实力说话”这毕竟是中国政治。

    所以，毛泽东将秀才们冷一边，只对杨成武，对几名将军讲话：

    “张、洗、杨几个地方看出来比较好的，张是西北的人。不管哪个地方的人，只要政治路线正确都要用。”毛泽东点出的几个姓，秀才有人不明，军人心里都清楚。毛泽东换上一副若有所思的神色，一句话一层意思，都与他将要去视察的地区有关，断断续续讲了这样几句话：

    “胡继宗、华国锋都是好人，军区要收拢这些人吧？”

    “要四十七军多来几个人到长沙、湘潭、株洲。军长、副军长、副政委多来几个。”

    “两派都来人，十个军区各来十个才一百个。”

    “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

    “两派群众来后很容易达成初步协议。”毛泽东左手轻击沙发扶手，望着军人们的目光流露出几分期待几分信任还有几分告诫“现在军区是首当其冲，是当局”

    毛泽东谈这些话时，其间也不乏个别人插话汇报几句有关内容，林彪对这些插话不感兴趣也没听进，他只留意毛泽东讲的每句话。在这“关键时刻”他首先关注的是军队，毛泽东大权不放的也是军队。

    “为什么‘湘江风雷’、‘六号门’，现在控制湖南的人不能当民兵？”毛泽东不知是反问哪位汇报者，在林彪那里却敲响一鼓——“民兵”这个“第二武装”也不能放手。

    “米脂人武部最好通报一下。”毛泽东又是直接交待给杨成武，这是林彪心里不愉快的事。米脂人武部“支左”曾受到表扬，后来见了报。

    “内蒙训练的回去了吧？”毛泽东问。

    内蒙军区在“支左”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发生矛盾，军人抓了中央文革派去的观察员和联络员，又乘几十辆卡车进京“告状”甚至在军委领导参加的大会上打了军区政委。这些军人被留下来学习，叫作“训练”

    “多数已经回去。”杨成武回答。

    “军队还是听话的。军队和农民有什么不同农民有工分，军队发津贴，每年吃穿外发七十二元，寄一半回家，哪有这样好的。”毛泽东并非总是“务虚”他也是个很“务实”的统帅。他不相信有多少军人愿意放弃“每年吃穿外发七十二元”的优厚待遇，学农民去拿工分。陕北不少地方一个工分不足一角钱。但是，他也不忘记“务虚”总要用他所熟悉的富有哲理的话作为结束：“南京越压越火，徐州也一样。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很多的党员受了驯服工具论的影响，丧失了斗争性。要建党，在斗争中重新建党。现在我们的党还没有烂到这个程度…”

    杨成武一边听毛泽东讲，一边在纸本上快速记录。每次听主席讲话他都要做记录。“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是早有记录的话。

    这句话反映出毛泽东头脑深处的一种思考和认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如某些人所想所说的只要打倒几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或者简单地说成“大权旁落”要“夺回领导权”；或者加上一句“让群众经受锻炼”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就是‘官”、“民”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对矛盾会永远存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防止领导的腐化蜕变？如何防止官僚、特权，防止以权谋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实现真正的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而非无法保证真实公正的“自己监督自己”？

    毛泽东曾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大。”十年后，邓小平选择了不断加强和完善民主与法制的道路来解决这个矛盾。“无法无天”的毛泽东选择的是发动群众“造反”的“大民主”的方法。两个月前，他曾讲：“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他设想“过七八年”就来一次“横扫牛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