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時代的氣運-1 (第5/7页)

本問題無與有的題目上，纔開頭就已挫折了，對大自然的所以然之故到底攻打不進，他們只做了數學的學問化。印度人也是在無與有的主題上答得不夠分，他們是說“空”與“色”，但他們不知道空與色之際，所以也做不出成績來。

    惟中國春秋戰國時的學問化運動纔真是做到了普遍與徹底。新石器時代發明數學，即是要到易繫辭才來說明了數的所以然，數是在于物之象。易繫辭與老子莊子不從物質去了解物質，而從物質背后大自然的意志與息的陰陽動靜剛柔來說明物質，連天體在內，如此，天文學與物理學的所以然之故亦都說明了。大自然是“神無方而易無體”，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人的把神亦可以理論來說明的。大學的格物致知，與老子莊子說的棄知，是把新石器人的悟亦說明了其所以然之故了。希臘哲學裏沒有說悟的，印度人有說明悟（他們稱為覺）的，但是他們的覺沒有對象，還是說明得不好。惟有大學的格物致知與老子莊子的棄知，纔可以把技術的太始輪、槓桿與鑣驢的發明（是與數學、物理學、天文、音樂、文學等的發明在性質上不同的另一種發明法）的所以然之故亦來說明了。音樂是新石器時代發明的，世界上也只有中國的“樂記”能以理論說明音樂能說明得這樣好。

    孔子而且把大自然的無與有，在人事上取名為仁與義，樂與禮。孟子更把老子莊子的棄知與無為，取名為良知良能。于是把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文明全面加以理論的學問化，可比把田地都來重新犁翻過，好播種新的作物。這樣就起來了諸子百家爭鳴，他們都是寫的論文。這知性的新光輝與勁勢，刺激了其他面的創造力。先是文字，向來甲骨文的形體大致是規定的，殷周銅器的銘文雖生變體，但也有個共同標準，可是一到春秋戰國，各國的篆書的變體就驟然增多了。政治與產業方面是變制變法，軍事也出來了新兵法，衣裳、宮室、器皿方面也出來了新式樣，文學方面是論文刺激起了文學的全機能，如此乃出現左傳、國語、國策、以及楚辭與后來西漢的文章。如果沒有春秋戰國這次理論的學問化的大運動引起知性的新的創造力，是不可能開出后來秦漢的天下的。

    人皆只當希臘的荷馬史詩是一個特色，不知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論文才真是一個特色。與中國的比起來，西洋的哲學論文，政治學經濟學論文，軍事學論文，科學論文等都不是文。印度的論文如大智度論，瑜珈地師論，因明入正論，或唯識論等亦皆是沒有文。而中國的論文則有易繫辭、禮運、樂記、老子、莊子、孟子、孫子，其為西洋與印度的論文所不可及者有三點。一、其立論的理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演繹而來，乃至如韓非子，亦還是有老子的“天地不仁”為其思想，比西洋的法治論高曠。再如孫子，他是一寫就寫出了永遠新鮮的兵法論，德國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學是把握了現代的技術方面，但在原理上還是不違孫子，不及孫子。至于易繫辭與老子莊子，是今世紀發現了素粒子，亦在原理上不出其範圍，物理學者與天文學者要想說明素領域的現象及新發見的天體的現象的所以然之故，遠不及易繫辭與老子莊子所已達到的，那是已到達了大自然的絕對。

    中國春秋戰國時的論文非外國的可及的第二點，是發明了許多新字新語，一種是用以說明“無”的，如物象的象字、乾坤、陰陽、虛實的虛字，與“彷彿”、“窈冥”的形容詞，與仁義的仁字、禮樂的樂字，皆是新字新語。又一種是用以說明“生”的，如“萌”字、“息”字、“屯”字、“茁”字。與說明水的生態的“涓涓”、“潺潺”等字，說明草木的生態的“蔥倩”、“蒼鬱”等字。又一種是說明無限時空的字，如“宇宙”、“天下”、“世界”、“人世”等，與其形容的字，如“悠悠”、“渺渺”、“迢迢”等。

    這種種新字新語使春秋戰國時的論文的特色的內容得到明確的表現，而且使論文成為詩的。數學與物理學亦有其獨自的符號與用語，但範圍很窄，多拘于“有”，而西洋哲學的字語更是粗陋，他們的論文又怎能及得中國的。印度佛經裏有許多說明“空”，與說明無限時間與無限空間的字語，但是沒有說明“生”的字語，也沒有陰陽的字語，所以印度也還是沒有好論文。

    中國春秋戰國時的論文非他國的可及的第三點，則是中國的文章的造形就是有陰陽虛實與位置變化的，只有以這樣形式的、徘徊徐疾，有調而非旋律的文章，纔能適應于寫出中國的論文所特有的那種內容，所以必然是文學的，不是西洋的那種邏輯體系的報告文學式的文體寫的論文可比。所以春秋戰國時的論文能起左傳、離騷、西漢文章的帶頭作用。亦可說左傳離騷漢賦與史記都是帶有理論文的色彩的。

    如左傳裏諸侯間行人與司賓的應對，每能辭達而辯明，國語則多是正正之論，國策更有理論的縱橫可喜。楚辭可說是純文學，而如離騷與漁父辭都是在要明世事的是非與人生道德價值的再評定。如宋玉的風賦與登徒子好色賦，皆帶有應對辯論。西漢的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亦是起于辯對，終于正誼。又如司馬遷的史記，自云蓋欲以“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性格就是理論文式的。史記的每篇都加有“太史公曰”的論評。

    中國文明有一個理字，上自朝廷，下至民間，無抵抗的被接受于日常生活與人事的全面。西洋只有數學的理與物理學的理被萬人接受，而中國的則是包括數理物理在內的通于天地人三才之理。一偏的數理與物理在西洋文學就要暫時被放棄，而中國的是大自然之理，雖在詩文裏亦不例外。

    中國文學是知性的，情cao亦知性化了，所以無論詩文皆自然帶有理論式。這拿日本文學來對照，就很明白。日本的萬葉集相當于中國的詩經，詩經裏大雅最是多講理論，萬葉集裏的歌則純于抒情，沒有是說理的。以李白的詩比日本西行法師的歌與芭蕉俳句，便知李白詩裏處處有敘事說理，因此日本人以為不及西行與芭蕉的純文學。但這是狹小的見識。李白的詩正是好在詩與非詩的邊際。理也要看是什麼樣的理，合理主義的理當然不可以為文學，但中國的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的理，這理自身就是詩的，而詩亦必是知性的，說理可以說得來極自然。還有中國文學可以敘事即是抒情，則是因為那敘事真能格物，寫到了物背后的象。

    文明的歷史，新石器的始生文明自約一萬二千年前至約七千年前為一期。至伏羲神農而入于變期，伏羲畫八卦，神農在黃河流域新定農業。伏羲畫八卦是新石器時代發明數學與天文音樂等以后唯一的大發明，為西方古文明國所無。而至黃帝，則又入一